钟观光肖像（来源：宁波出版社年版《植物学家钟观光》）
钟观光是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早年曾与虞和钦（—，字自勋，仕名铭新）、虞辉祖（—，字含章，曾名“东明”，别署寒庄）、钟观诰（—，字衡臧）、张之铭（—，字赉顺，号伯岸）等组织实学社（即后来所称的“四明实学会”），追随蔡元培等加入中国教育会等进步团体，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转向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致力推进植物学知识的本土化和我国现代植物学学科建设，成为用西方分类学研究中国植物这一方法的开创者，身后被誉为“革命中先觉，学界之良师”“我国自然科学之先导”[1]。
年4月27日《中央日报》第3版刊载纪念文章《科学界的先觉——钟观光先生》
一、钟观光生平与著述考
钟观光，字显章，别书为宪鬯，年1月1日（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海晏乡一都一啚田洋的一个小染坊家庭（柴桥街附近，位于今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街道田洋村），后居住于年在海晏乡一都二啚大冥的芦江支流瑶江岸边新建的蔬绕轩（位于今北仑区柴桥街道大溟村姚江岸，即现在的钟观光故居祖屋）。在父亲钟惠临（—，字青原，号云史）的授意下，幼年的钟观光到虞和钦父亲虞中极（－，后以榜名“景璜”行于世，字澹初）开设的私塾“澹园”求学。钟观光好学有恒，自缚其足与桌腿，虞师预言他“前途未可限量”，20岁不到便考中了秀才，被人谑称为“缚足秀才”。虞师去世后两年，他便来到了虞和钦家，成为澹园的先生。
钟观光求学地和后来组织的实学社社址“澹园”所在的位置图（底图：颜圣介年测绘的《镇海县地图》，蔚文印刷局年印刷）
年，钟观光召集同志在澹园组织实学社。年春节后，他便与社友同赴上海开办灵光造磷厂，作罢后乃与张之铭于年8—10月考察日本。同年12月，钟观光与虞和钦等在沪创建科学仪器馆。次年春，赴江苏江阴（古称澄江）任刚由南菁书院改名为江苏全省高等学堂（现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的理化教席。年4月辞职返沪，8月（农历六月）出任面临严峻危机的爱国女校义务经理（校长），年春在科学仪器馆所设的理科传讲习所（同年秋更名理科讲习所）教授理化，为各地培养人才，其时浙江“各中校之动植矿物教师几无一不出自传习所，湘鄂方面亦不惮千里，由当局派员前来亲灸”[2]。蔡元培当时也来听讲，从此奠定他们师友关系的基础。
科学仪器馆年编制的《上海图》中位于四马路（福州路）惠福里的“科学仪器馆”与位于大马路（南京路）的理科资料发行所
年5月下旬，是年春来沪被爱国女校聘为女工传习所教习的张竹君（—，清末民初女权先驱）在上海组织卫生讲习会（地址设在垃圾桥北、北浙江路晋康里第三街），除星期天外，每天下午四时半至六时讲习。受张竹君女士所托，钟观光任讲习会干事[3]。年7月，钟观光因公私交困辞去爱国女校经理职务。暑假期间，钟观光与刚成立的暗杀团（上海光复会前身）成员杨笃生、陈独秀等一起秘密试验炸药[4]。是年秋起，应邀在宁波府教育会日余补习科和次年新办的宁波师范学堂教授理科，后因革命之事被人告密，返回家乡柴桥。其间，规劝曾想捉拿他到清廷邀功的宁波知府喻兆藩（—，字庶三）由一老学究转变为崇尚科学者，与地方绅士筹资创办两级芦渎公学（今柴桥小学前身）[5][6]。年6月25日（农历五月二十三日），钟观光当选为中国教育会副会长。年6月中旬，时任宁波师范学堂教务长兼理科教员的钟观光和时任宁波“堕民”学校育德学堂监督（校长）的陈训正等8名老师带领两校70多名学生到位于宁波市区东30多公里的天童山（正名为太白山）采集植物[7]。年10月上旬，镇海教育分会成立，钟观光被举为评议员。此时，钟观光因办学而负债，生活困难。
年5月（农历四月），蔡元培、蒋维乔（—，字竹庄）、杜亚泉等在上海创设中国教育会通学所[8]。年，科学仪器馆理科讲习所和设于公共租界惠福里科学仪器馆膳舍所、法租界四明公所侧秉安里（今桃源路55弄）卢宅的数理化专修科相继停办，钟观光弟弟钟观诰继之在位于法租界法国坟山东首、宝昌路口的尚德里（今淮海公园以东的大上海时代广场西部区域）开办理科专修学校，并任校长。在此期间，钟观光一面著述，一面在通学所教授二级（高级）理化，在理科专修学校教授理化、博物，终因劳累过度而患上肺病，便接受蔡元培、蒋维乔等的规劝赴杭州养病。西子湖畔丰富、葱郁的草木，诱发了他对植物学的笃好，并以之终其一世。
年，钟观光病愈后回沪。是年8月13日，他在浙江旅沪学会第二次周年大会上当选为学会候补常务员，11月20日，在上海商业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研究会评议员，并于次年4月24日召开的常年大会上连任。年上半年，在张元济、严复等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创办中国最早的一所函授师范学校——师范讲习社，钟观光任讲习社格致科讲师，并专门编有师范讲义《理化学初步讲义》（与陈学郢合编，年6月起在师范讲习社编辑的月刊《师范讲义》上连载，年12月商务印书馆整册初版，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郑贞文改订版《理化学初步》）、《化学讲义》（年3月起在师范讲习社编辑的月刊《师范讲义》上连载，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整册出版）。
钟观光等编《理化学初步讲义》、郑贞文改订的钟观光等编《理化学初步》封面
年1月，钟观光应南京临时*府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之邀到部任部员，草拟专科及大学规程。是年2月，由吴稚晖（名敬恒）、钟观诰等人发起，以“研究盐业改良方法，以期发达盐界之经济”为宗旨的中华民国盐业协会创立，钟观光与伍廷芳、张謇、蔡元培等是其名誉赞成人。在宁期间，他暇时不忘周历境内外名山，以求奇葩异卉。其间，他还曾上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请求在南京的孝陵卫前山或清凉山、下关等官荒之地栽种纪念林，以“纪劳续彰事功，使国民心理望而感奋，以诱其爱国护公之观念”，同时又能“助审美、调气候，增自然风物之壮丽，消农田水旱之偏灾”，待纪念林长成后又“许学校生徒借作演习林之用”，让那些“讲求博物及农林学者得入而研究”。他认为，此事如能办成，“于精神及物质上皆有莫大之利益”，可谓“一举而数善备”[9]。但孙中山很快辞去临时大总统，这一建议未能付诸实现。是年3月22日，南京临时*府教育部开会宣布解散，并推荐即将组建的统一*府教育部职员，钟观光拟为专门教育司司长[10]；3月30日，蔡元培被任命为新教育部总长。4月22日，蔡元培致电上海民立报馆转范源廉、钟观光、鲁迅等26人北上组织北京*府教育部；5月1日，蔡元培向大总统呈文，请求任命钟观光等为教育部参事等职；5月3日，钟观光被正式任命为教育部参事，在当时教育部官表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教育总长蔡元培、教育次长范源濂。暑期，任教育部主办的北京夏期讲演会植物学讲师[11]。
年4月22日，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延揽人才组建教育部致各方电，其中有“钟宪鬯”
年7月11日，中央教育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到会会员45人，钟观光以教育部特派员的身份说明教育会议第一案——学校系统案主旨。年4月，辞去教育部参事，5月中旬复职，11月离职南归。年，在昔日的学生兼同僚蒋维乔的推荐下，应邀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大学前身之一）博物学教授、博物部主任，其间到南岳衡山、岳阳君山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年上半年，受族长之命，主持重修《钟氏宗谱》。年7月，湖南高师停办离湘回籍，因“长儿授室有期，无一椽之是庇”[12]，便在祖屋蔬绕轩北侧建一小洋楼，即后来所称的“师藏楼”。年1月（农历年十二月），被年初到北大任校长的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理预科教授（后改任为本科地质学系教授），但不授课，为创建生物学系做准备，赴全国采集生物标本。年2月起，他历时四载，自北至南，陟中原，涉江遵海，足涉闽、粤、桂、滇、浙、皖、赣、鄂、川、豫、晋11省区，采制大量植物标本，圆满地完成了蔡校长的重托。上海市立植物园主任蒋希益曾说：“近代植物学之发达，则为入民国以后事。民国五年（应为民国七年，即年——编者注），北京大学教授钟观光氏赴各处采集植物标本，金陵、岭南、南高师农专科，亦继起大规模从事于此，中国植物学研究，乃开一新纪元。”[13]年，基于钟观光的采集和整理工作，中国科学家主持的第一个植物标本室——北京大学植物标本室问世。年秋，基于北大物理学系主任、教授李书华（—，字润章）的提议，北大生物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的谭熙鸿（—，字仲逵）促成了北大生物系的成立并随即招生，钟观光教授一年级必修专业课“植物学实习”（地质系学生同习）[14][15][16]。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中外地质学和生物学工作者创办北京博物学会（址设协和医学院），当时入会者仅35人，钟观光与北大生物学系主任谭熙鸿等6人当选为学会评议员。
年暑期，钟观光和谭鸿熙肩负全校教职员工的重托，南下沪杭，挽留蔡元培继续任北大校长[17][18]。年8月，北大生物系被迫取消，谭熙鸿去职到新成立的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次年4月改名为浙江大学）劳农学院任院长，是年冬聘钟观光为该院植物学教授、标本仪器部主任。年10月，西湖博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钟观光任博物馆筹备处参事，次年10月10日西湖博览会闭幕后，西湖博览会博物馆改设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兼任该馆自然部主任。年暑假，国立浙江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杭州举办科学教员暑期研究会，分大学教授及中学教员两组，会址定在浙大，浙大工学院组织办事委员会，钟观光、蒋梦麟等10人为委员会委员，其中钟观光等3人为常务委员，积极从事筹备工作。另外，钟观光以大学教授身份还被聘为暑期研究会指导员[19]。时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年秋更名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植物组技师（技术职务，相当于研究员）的秦仁昌（—，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聘为暑期研究会生物系指导员。研究会期间，秦仁昌曾拜会钟观光。会后，秦仁昌由钟观光引导，赴浙江镇海柴桥，观看钟观光家藏植物标本。年9月13日，北大整顿校务，代理校长陈大齐电请各处老教授回校，钟观光即是受邀者之一，电文为：“杭州笕桥钟观光先生鉴，北大已定漾日（二十三日）上课，请即返校为祷。”[20]年，钟观光因秦仁昌推荐，被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聘为植物组（研究）兼任编辑员（年10月到任，12月2日正式颁发聘书）[21]。
年春夏之交，应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主任刘慎谔（—）之聘，赴任该所专任研究员，用科学分类学方法，以《本草纲目》为中心，对中国古籍所载植物进行考证。年9月，日*的侵华野心使北平的气氛十分紧张，为了保存科技实力，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搬迁到陕西武功，与那儿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之一）合作组建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不久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移去大宗标本，所中研究人员，大部由北平研究院调充”[22]，但钟观光因年迈，只是任该所名义上的研究员，未随所赴西北，留在北平，通讯地址则为上海棋盘街实学通艺馆[23]。年卢沟桥事变前夕，钟观光正在进行本草古籍中的植物考证工作，但北平危在旦夕，仅携带部分资料、标本和图书，由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技术员朱晟（—）护送，徒步绕道门头沟，返回故乡柴桥姚江岸村故居。在这“青山回绕，中开广畴”的乐境，钟观光继续他未竟的植物邦名整理工作。年4月，因对家乡教育等事业的贡献，他在其七十寿诞庆典上，获赠镇海县县长张感尘所赠的“乐育英才”木匾一方。年9月30日，钟观光因病去世，葬于家乡。他虽然与世长辞，但在他的影响和教诲下，三个儿子亦知植物学，其中小儿子钟补求（—，谱名莘复，字耘勤）尤为出色，后成为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马先蒿属研究权威，曾于年代将父亲晚年的手稿连同留存于“师藏楼”中的多册图书、历年汇集的多件标本捐给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钟观光次子钟稼勤（名稷复）送给学长的、用植物标本制成结婚贺礼（来源：“收藏”网）
钟观光一生著述丰富，早年科学中国化实践中，著作除上述的《理化学初步讲义》《化学讲义》等著作外，还著有教材《理科通证·动物编》，译有《教育应用儿童心理学》（德国赫尔维撰、日本桑野礼治译，与徐有成合作由日文译为中文，科学仪器馆年印行）、《中国通商物产字典》（日本上野专一著，与钟观诰合译，科学仪器馆年印行）、《最新化学理论（科学丛书）》（日本中谷平四郎著，与钟观诰合译，科学仪器馆年印行）、《国民新体操》（原名《孙唐体力养成》，日本嘉纳治五郎编，科学仪器馆年印行）等。中岁以后，致力于生物采集和植物学研究，发表了3篇关于“国学与植物学之关系”的文章：《论植物邦名之重要及其整理法》《科学名词审查会植物学名词审查本植物属名之校订》（载《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丛刊》年第3卷第1期），以及《论中日两国植物学家之异趣》（年12月30日中央广播电台播音演讲稿，后以“中日两国植物学家之异趣”为题载《科学的中国》年第1卷第4期）。此外，还有《大学校派遣全国生物调查员略说》（载《北京大学日刊》年）、《植物学上应参考之国籍》（载《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周刊》年第1卷第4期）、《旅行采集记》（即年6月18日—10月29日的旅途记录，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和《地学杂志》）等文章。另外，还有约多万字、共52卷手稿遗世（现藏于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这批文稿内容包括《植物种名考证》《有关几种植物之记述》《菊科等科散形初稿》《未详之植物类》《藻类长篇》《菌类长篇》《羊齿植物长篇》《竹类长篇》《各地县之通志、县志、画志等》《（二十五年度）湖南林木调查报告》《山海经植物》《师藏楼杂抄》《说文植物类证》《广集韵植物名抄》《古籍植物名词字画抄集》《名实图考核录》《段注说文录要》《周官正义录要》《广东新语》《小山画谱》《选学举要》《物贡纪略》《中国通商物产字典》《近世毛诗植物解》，以及有关植物古籍的释例、注解、书目等，植物检索、书籍文选录要、植物标本目录、杂录、随笔、钟观光手迹索引等资料[24]。
钟观光译《国民新体操》封面
此外，钟观光鉴定的书籍有徐亚伯著《详注无机化学讲义完璧》（上海科学书局年出版）。
二、早年的科学中国化实践与资产阶级革命活动
年2月，为交流西学与实学，时任宁波知府的宗源瀚（—，字湘文）倡导创设辨志文会，几年后又为辨志文会开展活动建造了辨志精舍（亦称“辨志书院”，分汉学、宋学、史学、算学、舆地、词章六斋，今宁波市二中址）。辨志文会（辨志精舍）推行的一种有别于科举的考课机制，让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通过它逐渐接触西学，不再死守四书五经，而是思考在风雨飘摇的清末如何能成为有用之才，找寻救国之策[25]。钟观光就是参加辨志文会（精舍）考课的众多知识分子之一，至少参加两次考课并获奖：年，他参加辨志精舍夏季考，获词章“超等”第九名[26]；年，再次参加辨志文会夏季考，获汉学“超等”第七名[27]。
钟观光可谓通过辨志文会（精舍）考课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曾被聘为年创建的宁波储才学堂（今宁波中学前身）博物科教员。甲午战后，外侮日亟，钟观光幡然醒悟，认为“制器尚象之学，彼胜我矣”。乃致力于于科学，凡声光电诸说必设法验之，因于年集同志在柴桥澹园结社，后迁宁波辨志精舍继续研索。他“终日孜孜试验，其所御衣服，恒为酸类所溅，斑斑焦孔，旁人指而嗤笑”，却“夷然不顾”，“屡经失败，毫不灰心”，最终成功造出*磷[28]。年2月6日（农历年十二月十八日），钟观光为获取该项专利，赴上海参加制磷测验，获批清廷当局的15年专利权。年春节后，他便与虞和钦一道邀请林涤庵及实学社成员张之铭等同赴上海开办灵光公司制磷，但不到半年时间，亏本而歇。是年8月31日，钟观光偕张之铭远赴东瀛考察工商实业。10月中旬，钟观光一行利用磷光厂的资本购买一些理化仪器及药品带回上海，并告知虞和钦等同人说：“吾国不若人可知矣，非道弱也，器弗如也。”[29]此行的见闻、观感，钟观光又以“东游日记”为题，发表于杜亚泉（—）编的《普通学报》年第2期。同年11月13日，钟观光、虞和钦等商决关闭灵光厂，新办科学仪器馆。12月8日，科学仪器馆在上海五马路（广东路）宝善街开张，钟观光与虞和钦亲任店员。次年2月下旬（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底），科学仪器馆迁至位于四马路（福州路）老巡捕房东侧的惠福里（现福州路以北、江西中路以西的区域），店肆扩大10倍，便延请虞辉祖入馆任经理。年春，科学仪器馆生意日渐兴隆，钟观光便赴江阴任江苏全省高等学堂理化教席。年4月辞职，返沪后回科学仪器馆任事，为科学仪器馆新办的《科学世界》撰写《祝辞》，阐释在上海设立科学仪器馆和创办此期刊的缘由。同年秋，科学仪器馆决定设理科传习所，次年3月首届学生开班，8月第二届开班时改名为“理科讲习所”，钟观光亲任理化教师，前来听课者不仅有近代进步人士，如蔡元培、蒋维乔、柳亚子、陈其美等，还有女子前来申请听讲。在当时旧礼教观念盛行时，钟观光力排众议，毅然收留她们，并让她们位于男生之前听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一段践行男女同学教育思想的佳话[30]。年，科学仪器馆又开办标本制作所。此后，科学仪器馆先后在虞辉祖（—）、周怀卿（—）、林涤庵（—？）、顾逸农（—？）、徐作梅（？—）、顾燮光（—）、周荆庭（—？）、徐国伟（？—）等数任经理的经营之下，勿忘钟观光、虞和钦等发起人的初心，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堪与商务印书馆比肩的文化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学仪器馆接受公私合营改造，后又几经变迁和发展，现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育技术装备中心”[31]。
约年，科学仪器馆发起人集会合影（前排右一钟观光、右二张之铭，后排右二钟观诰）（来源：宁波出版社年版《植物学家钟观光》）
年起，钟观光基于多年研习西学和教授理科的经验，广搜中外相关书籍，参照日本樋口氏《理科教授资料》体例，四易其稿，历时两载，编著成本土理科教师参考书《理科教材通证》，分动物、植物、矿物、自然现象、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六篇，其中“动物篇”于年农历五月由上海新学会社先行发行（版权页显示发行者为理科实习学校，其实可能是理科专修学校之误；其他篇未见有印行者，手稿也不知所踪），书中提出不少源于西学的汉语新词，如“残留”“重瓣胃”“脊索”[32]。钟观光编著此书，“具费苦心，一物体未察，一名词未安，往往穷索苦思，彷徨累日；篇成之后，观其记述不顺，则又脱弃一切，更造为之”[33]，其中践行的“国家观”，可谓他日后植物邦名整理思想的滥觞。这本书，使钟观光为当时我国一些博物学、生物学教员所熟悉。他后来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命赴闽、粤、桂、滇、浙、皖、赣、鄂、川、豫、晋11省区采集生物标本，在采集途中碰到的当地教员就是通过这本书知道他的[34]。
钟观光著《理科教材通证·动物篇》版权页
钟观光参与资产阶级革命活动，是“以治理化学之身参与其间”的，且认为：“革新学术与*治革命，有不可或离之关系。”[35]年，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元年。是年春，他赴江阴任江苏高等学堂理化教席。这所学校的学生大都与钟观光年龄相仿，且多不愿上课，但钟观光讲课日，“士有居隔江者，虽暴风雨必至，曰：‘钟师席可缺邪？’”[36]授课时，钟观光也积极向学生灌输革命救国的道理，同学听后振聋发聩，如梦方醒[37]。一天，钟观光收到蔡元培等从上海来电，述及组织中国教育会，希望“率同学加入”。钟观光欣然应允，于4月26日（农历三月十九日）带领该校学生蒋维乔、*以仁（—，号任轩，又名子彦，年夏赴日留学，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生物科，回国后曾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兼任教授、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专任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年2月任河南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丁芝荪（—，名荫）回沪参加于次日举行的中国教育会成立会议，无奈渡江时舟覆而未果，但复电入会[38]，年又当选为中国教育会副会长。年4月辞职返沪后，义务担任由蔡元培等创办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理科教员，其间，他也因一些文章被当时鼓吹革命的《苏报》刊发而备受人们欢迎，并因此被认为是兴中会后半期之革命同志[39]。年8月起，钟观光主持原爱国女校。在他的影响下，其两个妹妹钟雅思（19岁）、钟雅仪（17岁）、女儿钟培堇（15岁），以及其他来自镇海柴桥、大碶头等从13岁到21岁不等的女子来沪入爱国女校学习[40]。同年11月，一些在沪的甬人，在科学仪器馆馆址所在的四马路惠福里创办《宁波白话报》。是月23日（农历十月五日）该报第一期发行，科学仪器馆的主要成员林涤庵、张之铭均为报捐款[41]。9月21日（农历八月初一）科学仪器馆发行的《科学世界》第七号，以及当天的《申报》先后刊登了一则宁波白话报开张的广告，其中声明“本报专为同乡开风气长智识起见”[42]。《宁波白话报》为宁波人自己创办最早的报纸，是我国提倡白话，用白话文进行写作的最早刊物之一，同时倡导实业救国、移风易俗和妇女解放。笔者今目所寓的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七期等，均未提及其创办人，所载文章也大都未具名，但后来一些文献中提及。例如，钟观光“暇则出版《宁波白话报》，广播推进教育、革新思想之种子于乡人”[43]；他“在沪发行《宁波白话报》，籍开浙东风气”[44]，“这份报纸是由钟观光、虞和钦、洪允祥、马裕藻等宁波籍人士……创办的。”[45]年夏秋之间，留日学生杨笃生、何海樵等人在上海组织暗杀团（上海光复会前身），蔡元培、章士钊等人应邀加入[46]。7月底，陈独秀由芜湖来沪，也加入该组织。钟观光及其科学仪器馆曾帮助暗杀团秘密制造*药，试制炸弹[47]。
钟观光早年的学生，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时的*以仁（左，来源：年4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中国留学生同窗录》）与任河南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时的*以仁（右，来源：《河南大学第九届毕业同学纪念册》）
年12月15日，蔡元培、蒋维乔等在上海发起组织成立对俄同志会（年3月改名为争存会，后并入中国教育会），并创办该会机关报《俄事警闻》。钟观光是最初的余位对俄同志会会员之一。次年1月12日（农历癸卯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对俄同志会全体议决，将《俄事警闻》扩大规模，并改名为《警钟日报》。在钟观光的带领下，虞和钦与科学仪器馆的同人林涤庵、虞辉祖、钟观诰等，加上富有革命精神或同情革命的陈竞全（时任镜今书局经理）、王小徐、章士钊、*炎培等，发起为即将面世的《警钟日报》进行招股，并于1月30日在《俄事警闻》上刊出《警钟招股事略并章程》，其中关于股款交付的条款写道：“愿入股者，自一股起，无论多少，请于限内将股款交上海英界四马路惠福里科学仪器馆，由本馆掣给股票息折为凭。”[48]据《〈警钟日报〉招股章程》，钟观光、虞和钦等以发起人的身份自然成为具有有限公司性质的“警钟日报社”无限责任社员，钟观光还被举为警钟日报社代理主计，掌管公司财权。2月26日，《警钟日报》创刊号出版，由陈竞全任经理的镜今书局发行；3月17日—4月6日，《警钟日报》连续多日在其刊首的广告版上刊登《警钟日报招股章程》，其中关于股款交付的条款已改为：“愿入股者，自一股起，无论多少，请于限内将股款交上海英界四马路惠福里科学仪器馆，由本馆掣给收条，以截止日以收条换股票息折。”[49]年春，因《警钟日报》刊载揭露德国在山东的密谋等新闻，被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道共同查封。
年4月26日，《新华日报》头版刊发的通讯稿《同盟会会员钟宪鬯逝世》
钟观光、虞和钦等创办的科学仪器馆，因为警钟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收取股款、管理财务，为上海暗杀团制造*药、炸药提供器材，在清末著名的对俄同志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草创过程中作出了贡献[50]，且虞和钦、钟观光两位科学仪器馆创办者还是对俄同志会会员。年11月上海光复会秘密成立后，对俄同志会会员皆合于光复会，后来光复会易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51]，因此他们自然可认为是上海光复会、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中国共产*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曾于年4月26日在头版刊发题为“同盟会会员钟宪鬯逝世”的通讯稿[52]。尽管如此，钟观光并不以革命先驱者之功自居，曾言：“置身改革国事，系尽国民一份子之责任。”而且他还因为眼睛近视未及参加*事工作而感到遗憾[53]。
三、植物标本的采集与利用
早在年之前，西方人威尔逊（ErnestH.Wilson,—）等就利用植物采集的方法研究中国植物，他们的工作至今仍影响着中国植物分类学领域的发展。而国人最早开展现代生物学调查研究的学者，则是脱胎于传统士人的新型知识分子钟观光。对此，虞和钦写道：“我国植物至繁博，以科学法分别部居，得其系统者，自君（即钟观光——编者注）始，亦自君而得会征焉！”[54]中国近现代植物学家胡先骕（—）[55]、郝景盛（—）[56]等均有类似的评价。
钟观光、虞和钦开办的科学仪器馆一开始就贩卖器械、标本和图籍，故据此推断，钟观光最迟在—年间，就接触过植物标本。年秋，科学仪器馆设立标本部，次年在钟观光、虞和钦家乡镇海开办标本制作所，采集、制作动植物标本，钟观光、林涤庵考定其绝大部分动植物科名，其中植物科名还交由日本东京松村博士进行审定[57]。笔者在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搜索，发现由上海科学仪器馆采集的植物标本就有内蒙古农业大学6份，成都中医药大学的1份。另外，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标本馆，也藏有1份由上海科学仪器馆采集于浙江天目山的景天科植物标本[58]。而据一篇专访钟观光的文章《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植物性质》，他的植物采集则是“四十以后”，即年开始，目的是为了“多识于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59]。
学者孟世勇等按照年采集量和采集时间，将钟观光的植物标本采集工作分成3个阶段：零星采集阶段（—）、大规模采集阶段（—）和后期采集阶段（—）。据他们统计，零星采集阶段的标本仅找到28份。在大规模采集阶段，钟观光以北京大学全国生物调查员的身份，历时四载，途经11省区，采集了约1.5万号标本，而目前确认为此时间段的标本有份，占其全部标本的42.3%。后期采集阶段采集的标本，他们收集到了份，主要采集地点为浙江，其中采集时间最晚的是年5月10日采自其家乡浙江镇海柴桥的一份毛叶铁线莲（Clematislanuginose），目前存放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标本馆[60]。
钟观光采集的“普陀鹅耳枥”模式标本（来源：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网站）
钟观光一生总共采集的标本量，众说纷纭。学者孟世勇等通过考证，认为北京大学生物系标本馆中有一份关于钟观光的介绍，说他共采得1.5万多号腊叶标本，比较可信。他们进一步统计，现存的钟观光采集的标本共有份，藏于国内外的19个标本馆，其中馆藏于中国的标本份，美国和英国有少许。这些标本的国内馆藏中，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最多，为份，占全部标本的44.8%，其次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份）和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份），分别占29%和19.9%，其余的标本保存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植物标本馆（份）、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份）等处。在国外，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和爱丁堡植物园标本馆各保存有3份，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有1份，美国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有7份，美国国家标本馆有2份[61]。另外，在宁波北仑中国港口博物馆（前身为北仑博物馆）也有藏有钟观光采集的植物标本16份，均源于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标本室。
钟观光采集的植物标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利用，促进了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年1月22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召集钟观光、夏浮筠、冯千里、李石曾、何尚平、王彦祖开会，商讨运动、植物学、植物采集标本办法[62]。钟观光决计“矢以实心，济以毅力，藉倍程兼日之劳，达钩深致远之望”，从而为北大“立生物教授之基础”[63]。这种基础，包括建立北大植物标本室和生物学系。年下半年，钟观光在广东采集期间，几乎没有什么社交，但在广州逗留期间，却与岭南大学（CantonChristianCollege）农学部（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的岭南大学分科大学——岭南农科大学前身）主任高鲁甫（GeorgeWeidmanGroff,—）交往颇多，这或许与他的北大建室、建系使命有关。高鲁甫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园艺系后，就自愿来到岭南大学。他是该校园林康乐园（位于现中山大学南校区）的规划设计者，年在学校创办了一个植物标本室（年并入中山大学植物标本馆），年任岭南大学农学部主任[64]。这段交往，钟观光与高鲁甫各有收获：他们一年来交换了数百种植物标本（通过检索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中山大学标本馆有6份钟观光采集记录，其中3份采集地为广东，可能它们就是这次钟观光交换给岭南大学的）；钟观光应邀给岭南大学植物标本室的大部分标本审定汉名，同时也借此机会订正自己所采集植物的学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高鲁甫与美国农业部派往美属菲律宾的植物学家麦雷尔（E.D.Merrill,—）取得联系，且藉此声名远播异国，因为钟观光交换给岭南大学的植物标本也是先寄给在菲律宾的麦雷尔审定学名的[65][66]。年6月1日，高鲁甫任校长的岭南农科大学主办的《农事月刊》第1卷第12期刊载的一篇新闻《新标本供诸同好》报道云：“农大植物标本室现已开始将莫古黎（F.A.Maclure,—，美国人，世界知名竹类分类学家——笔者注）先生从海南采得之植物标本出售。当莫古黎先生未到海南采标本以前，据本标本室所载，海南植物只得三百五十属，自莫古黎先生采集后已增至一千二百属。此一千二百属之中，本校标本室中所缺者不过五属，可称完备。此项标本中约有九十种为科学家未曾见者。按美路（即麦雷尔——笔者注）先生函称谓其中第九三八七号，乃一全完新亚科，应以莫古黎先生之名名之。此植物现在连莫古黎先生所得者只得两种，其一为钟观光先生采，故以钟氏名之。”[67]钟观光与高鲁甫、麦雷尔学术交往的成效，可见一斑。年，北京大学以钟观光采集的植物标本为基础，建立了由中国科学家主持的第一个植物标本室，次年又创立了北大生物学系。对此，北京大学生物系届（首届）毕业生，后来成为著名林学家、植物学家的郝景盛评价说：“现在的生物系，在我校诸系的行间队里，要算是小弟弟了……比各系都不如，不过我校生物系也有他自豪的地方，生物系植物标本已经整理出来的有八千多种。其来源由于中国各地，非由于国外交换。一切云南、贵州、广东、广西，苏浙闽赣以及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地的植物标本，都是中国植物分类学者的老前辈钟观光先生经了十数次的土匪绝路而脱难采集来的。”[68]钟观光年后采集、制作的标本，主要为浙江大学农学院所用。年1月，钟观光在杭州市郊笕桥创建中国第一个按照植物分类系统排列的现代植物园——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植物园（年1月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园”，年从笕桥迁到华家池），后来又将他采集的多种植物标本，赠送给劳农学院，并基于下设的标本仪器部创建了植物标本馆（室），加上派员采集、国内相关机构交换，至年春钟观光离任，“其时植物，计已定名者，二千八百数十种，六千数百本。未定名者，千数百种，约三千本。而余品则盈橱累匣，数在万本以上”[69]。钟观光于浙大学科建设史上的贡献，可见一斑。
北大植物标本室存放的钟观光先生简介（来源：朱宗元、梁存柱著《钟观光先生的植物采集工作》，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5年第6期）
国内外一些植物学者对钟观光标本的研究从他在世时一直持续至今。他们通过其中的一些标本确定了新种，以致现在以钟观光的姓或名命名的植物属有两种，种名至少14个[70]。年，麦雷尔将钟观光于年8月采自广东新街的一种马鞭植物定名为新种“Tsoongiaaxillariflora”（钟木，即假紫珠），并以钟的姓氏为新属拉丁名“Tsoongia”（钟木属，又称假紫珠属），成为首个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植物拉丁属名。类似的还有钟观光于年7月在广西防城那良采集的一种高大、花香的乔木木兰，由中国植物学家陈焕镛（—）于年发表的《中国木兰科新属新种》中命名为木兰科植物新属“Tsoongiodendron”（观光木属，也称宿轴木属）和新种“Tsoongiodendronodorum”（观光木，又名宿轴木兰、香花木、香木楠）。北京大学汪劲武教授曾提供一份《钟观光采集的植物新种名录》，除上述“钟木”新种外，还有观光秋海棠（Begoniatsoongii）、观光鳞毛蕨（Dryopteristsoongii）、大理角盘兰（Herminiumtsoongii）等46个新种[71]。其中普陀鹅耳枥新种，是钟观光于年5月15日在浙江普陀县佛顶山慧济寺西侧首次发现的，后由林学家郑万钧（—）于年鉴定为新物种，学名定为“Carpinusputoensis”。目前，普陀鹅耳枥在全世界仅存这株原生母树，有“地球独子”之称。
钟观光采集的植物标本中的菊科，在20世纪30年代被他的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同事林镕（—，字君范）利用、整理过，并据此撰成国人系统研究钟观光采集植物的第一篇文章“PlantaeTsoongianaeI.Compositae”（《钟观光采集植物（一）菊科》），发表在年12月出版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丛刊》第1卷第2期上，其中论述钟氏所藏的菊科植物多种及60多个变种，其中还包括新种、新变种或新名称。这些植物分列于Pertya,Asteromoea,Atractylis,Cirsium,Chrysanthemum,Ainsliaea，它们后面均附有钟氏考订的中文名称[72][73][74]。钟观光故乡“师藏楼”标本室，截止到年4月，所藏植物标本余种[75]，系钟观光自年20年以来在滇、粤、闽、浙、川、鄂等省亲手采集者，作品精良，保存缜密，其中多有珍奇之种。年夏，秦仁昌在逗留钟观光故乡的一星期中，将全部标本浏览一遍，后将其中的蕨类植物标本约余种，详加研究，著成《镇海钟氏观光植物标本室蕨类植物名录》（未见发表）一文[76]，其中含有7个蕨类新种。钟观光采集的其他科植物标本也被一些植物学者研究，如耿以礼（—）研究了禾本科部分，方文培（—）研究了槭树科部分，汪发瓒和唐进研究了兰科部分[77]。另外，为帮助后世的学习和研究，钟观光部分标本被收录到《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书中。随着对藏于各标本馆中钟氏标本研究的深入，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
另外，钟观光采集的植物标本，也曾赠给家乡的柴桥小学几箱，那儿的老师在20世纪50年代末整理过这些标本，用于该校自然课的教具，可惜如今这些标本也不知踪影[78]。
四、植物邦名整理思想与实践
钟观光所谓的“植物邦名”，即植物的中文普通名称。年，钟观光被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聘为植物组（研究）兼任编辑员后，“终日孜孜，一意整理植物邦名”，发表了《论植物邦名之重要及其整理法》《科学名词审查会植物学名词审查本植物属名之校订》《论中日两国植物学家之异趣》。在这三篇关于“国学与植物学之关系”的文章中，钟观光系统提出他的“植物邦名”整理思想。具体内容可概括为[79]：
第一，如果是因为邦名自身的原因，出现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可借鉴林奈（C.Linnocus）双名法，双名法虽不能照搬过来，但其附注人名的办法可以借用。具体而言，每记载一个植物名称，要写明该名称的来源，在对名称对应的实物进行考证后，将其出处附著在名称之下。
第二，如果是因为外界干扰引起的邦名混乱，稍加考证，以正当邦名取代错误名称即可。其中尤其是日本杜撰汉名对我国植物邦名的干扰最大，因为日本也使用汉字。
第三，邦名的混乱尚属实际情况，但邦名的缺乏却是一种假象。这可以通过厘定古称，参考方言，创造邦名，外文翻译来解决。
另外，钟观光针对当时中国学界的工作重心在审定植物学名，而无暇整理植物邦名，认为植物学名和邦名不可偏废。植物学名，即植物的拉丁学名，其意义在于明确植物的分类，与世界接轨，即用于学术研究；邦名的意义在于传达使用，与国内文化融合，即日常使用。
当时中国植物学界甚少对上述钟观光“植物邦名说”有直接的评论，仅其时《学艺》杂志，发表一篇由福建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生物教员、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的龚礼贤所撰的一篇文章。龚氏评价说：“当此国人著作耻写中国文、国人说话耻讲中国话、国人阅书耻看中国书之时，中国固有文化几与苗瑶生番所有者同科。竟将中国文字不配记载科学，先生独怒然甚忧，站在全国最高学府立场，坚此议论，先生真中国之有心人哉。”但他对钟观光因民族主义因素，将一些日人所定汉名亦作修改，则主张不改为宜，并引翁文灏（—，字咏霓）所言：“文字雅俗初无定程，意见臧否亦少定准，科学无国界，同文易交通，何必故示偏隘……”[80]翁氏为当时中国著名学者、地质学家，所言理应为审定名词者所遵从，但后来在中国植物分类学中，厘定中名之方法，尚未超出钟观光所拟[81]。例如，大风子科（F1acourtiaceae），日本人曾译为椅科。对此，钟观光指出：“古书之椅，皆为紫葳科梓树属（Catalpa）植物，因日人误解《毛诗》，遂致谬传兹”，故20世纪30年代我国植物分类学界，根据钟氏意见，“取本科中重要植物‘大风子’为名，改称‘大风子科’”[82]。
钟观光不仅提出了植物邦名整理的方法，而且也身体力行，进行植物邦名整理实践。年，时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主任的刘慎谔，对植物典籍特别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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